近，有一堵高齐屋顶、布满了鳞片和扁平苔藓的条石墙，在那墙上，十二年前，还能见到一种堡垒样的图形，是用钉子在石头上胡乱刻画出来的，下方签了这样的字：

　　普吕戎，一八一一。

　　这个一八一一年的普吕戎是一八三二年的普吕戎的父亲。

　　这小普吕戎，我们在戈尔博老屋谋害案里只随便望过一眼，那是个非常狡猾、非常能干、外表憨气十足、愁眉苦脸的健壮小伙子。正因为这股憨气，裁判官才放了他，认为把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比关在隔离牢房里会得用些。

　　囚犯们并不因为受到法律的管制便互不往来。他们不至于为这点小事而缩手缩脚。因犯罪而坐监并不妨碍再犯他罪。艺术家已有了一幅油画陈列在展览馆里，他照样可以在他的工作室里另创一幅新作。

　　普吕戎好象已被监牢关傻了。人们有时看见他在查理大帝院里，一连几个钟头呆立在小卖部的窗子附近，象个白痴似的老望着那块肮脏的价目表，从最初的“大蒜，六十二生丁”起直念到最末的“雪茄，五生丁”。要不，他就不停地发抖，磕牙，说他在发烧，并问那病房里那二十八张床可有一张空的。

　　忽然，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的下半月里，人们一下子发现普吕戎这瞌睡虫，通过狱里的几个杂工，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三个伙伴的名义，办了三件不同的事，总共花了他五十个苏，这是一笔很不寻常的费用，引起了监狱警务班长的注意。

　　经过调查，并参照张贴在犯人会客室里那张办事计费表加以研究之后，终于知道了那五十个苏是这样分配的：三件事，一件是在先贤祠办的，十个苏；一件是在军医学院办的，十五个苏；一件在格勒内尔便门办的，二十五个苏。最末这一笔是计费表上最高的数字。同时，先贤祠、军医学院和格勒内尔又正是三个相当凶恶的便门贼所住的地方，一个叫克吕伊丹涅，又叫皮查罗，一个叫光荣，是个被释放了的苦役犯，一个叫拦车汉子，这次的事又把警察的眼睛引向了他们。普吕戎送出去的那些信不是按地址送达，而是交给一些在街上等候的人，因而警察猜测那里面一定有些为非作歹的秘密通知。加上其他一些蛛丝马迹，他们便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以为普吕戎的任何密谋都已被挫败。

　　大致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一星期光景，有个晚上，一个巡夜的狱监，在巡查新大楼下层的宿舍并正要把他的栗子丢进栗子箱时——这是当时用来保证狱监们严格执行任务的方法，钉在每个宿舍门口的那些箱子里，每一小时都应有一个栗子落进去——那狱监从宿舍的侦察孔里望见普吕戎正曲腿弯腰地坐在床上，借着墙上的蜡烛光在写什么。守卫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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