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日，我和花旗银行驻华代表汉格尔阁下来到了徐州。他是前华府外交官，在中国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并与那位年轻的副总统阁下是多年朋友。他告诉我，其实我即将经历的事情完全是由那位至今还未见面的副总统阁下推动的，因为他很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世界最大农耕国家在人口和土地分配上的不均衡情况。他采用过较为激进的均分方法，也采用过国家农场的手段，最近还推出中国版《宅地法》向偏远地区移民，稀释问题最复杂的苏浙皖地区，但从今天来看都那些都只是前奏和实验

　　我的笔墨无法形容那天的景象，整个徐州城的商店都关门了，所有农民和地主都自发涌入了城市。他们分成两派冷冷对峙，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将其隔开，气氛凝重得让鸟儿都不敢立足。他们翘首以盼，各自的利益和梦想在这一刻凝固在徐州城上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一天大半个中国都在等待，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漫不经心，工人们开动机器时也在聊着徐州，地主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未来，连为他们端茶倒水的佣人们都在等待宣判结果

　　那天，这个还未能洗去封建走向真正共和国家是焦躁的，是不安的，但也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那位年轻副总统决意挑战人类最丑陋的限制人权的契约，维护宪法的尊严和威信，打破旧有的土地政策。让人好笑的是，在这个法律观念缺乏的国家，开庭前那些被告甚至都不知道面对的是场什么官司。在场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意识他们正在被历史记载，全中国都以为那仅仅是一场民事纠纷，是世界第一家农民互助组织，苏北农会状告地主士绅们的不公平。它之所以吸引目光大部分是因为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农民奴隶们争取公正的权利呼喊。还有那份长长地写着7331位被告的名单记录于中华民国第一次宪法官司。”――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泰格-卡瑞斯。

　　“快把衣服给我。”

　　“好好地店不开，去凑什么热闹。”

　　“你懂什么，我这是要去给程老师撑腰！他这回要告的可不是一两个老爷。是全苏北的地主老爷！”

　　“全苏北？！”

　　“是啊哎，好好地老师掺和这事干啥。算了，咱也不懂这些大道理，程老师既然要做肯定是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就算看在咱儿子面上，我也要去给他撑腰。”

　　街角的文房四宝小店内，杨老板催促妻子拿衣服。穿好后立刻向设立在机场的临时法院跑去。由于观摩人数众多，所以此次审理特别设在军方飞机场，士兵还借来几千张长板凳给旁听者休息，但大家显然还是太小看百姓对这次审判的关注。在程城等国社党员半个月的努力下，新成立的苏北农会状告全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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