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的和平条约，是他要完成的使命的第二部分。威尔逊于1919年3月4日从纽约起程再去法国，3月14日抵达巴黎。他在国内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威尔逊的“国联盟约”提出了严厉批评。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CabotLodge）为首的反对派议员于1919年3月3日向威尔逊递交了由超过参议院人数三分之一的参议员的“圆形签名”信（RoundRobin），表示了他们的实力与坚决态度。威尔逊返回巴黎时，知道自己会受到美国和欧洲两方面对盟约的批评，但是他既不准备向参议院妥协，也不想接受欧洲的条件，因而在他面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威尔逊在3月4日从纽约起程时曾发表言论：“等到巴黎和约送回美国时，美国人将发现‘国联盟约’已包括在内，而且和约与盟约已不可分开。如果他们想把盟约剔除，那么就会破坏全部结构。”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国参议院会连整个和约都不批准。威尔逊的随身私人医生是卡里·格雷森（Dr.CatyGrayson）。

　　他这次登上欧洲海岸时，已经不再有欢呼。巴黎的街道上已经不再有欢呼。报纸抱着冷淡和观望的态度。民众变得多疑和谨慎。歌德的那句话再次应验：“热情不是一种可以腌藏许多年的东西。”威尔逊不去充分利用对他有利的时刻，不去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而是让他的关于战后欧洲格局的理想方案僵在那里。他不在巴黎的那一个月改变了一切。在他短暂回国的同时，劳合·乔治也向大会告了假，克里孟梭由于被一个刺客的手枪击中而两个星期不能工作。各种私利集团的代表人物就充分利用这段无人看守的短暂时间，纷纷挤进巴黎和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大厅。所有的高级军官——元帅和将军们在四年战争期间曾经为追逐各自的利益以最充沛的精力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经用他们的训词、决定和专横使千百万人俯首帖耳，他们岂能在此时此刻心甘情愿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呢。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这岂不是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柄——军队吗，也就是说，国际联盟盟约已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永久的和平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将失去意义。因此他们必定要扼杀侈谈永久和平的废话——《国际联盟盟约》，或者把《国际联盟盟约》引进死胡同。他们用威胁的态度要求扩充军备，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裁减军备；他们要求得到新的边界和各国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们说，用这“十四点原则”的空中楼阁无法保障一个国家富强，而只能用武装自己的军队和解除敌人的军队的手段来保障一个国家富强。拥挤在这些军国主义者背后的是那些要保持自己军火工厂继续运转的工业界各集团的代表以及打算在战败国赔款方面赚钱的中间商。背后受到反对党威胁的外交官们越来越左右为难。他们全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他们巧妙地用公众舆论做了一些试探，所有欧洲的报纸配合美国的报纸，用各种语言异口同声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话题：说威尔逊由于他的荒唐的妄想而拖延了和平。威尔逊的乌托邦固然值得称赞并且肯定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但他的乌托邦却妨碍了欧洲的稳定。现在已不再可以为了高尚的道德和道义上的顾虑而丧失时间呀！如果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在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中无此条款。此内容可能在第一稿草案中有，后被删除。《国际联盟盟约》全文载《国际公法参考文件选辑》（中文），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9年版，第418—424页。

　　请收藏：https://m.wrbet.org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