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于国’，亦或是‘先有小家，后有国家’的观念，可谓是华夏封建史上，仅次于‘官员世袭制度’的落后思想。

　　在后世无数的事关华夏文明存亡的时间点，这个思想的存在，都导致了华夏文明受到了严重打击。

　　三国时期，天下各大宗族门阀奉行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自是不用多说。

　　宋末蒙元入关，南方门阀世家觉得：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并不影响生活。

　　即便是在满清入关之时，势力雄厚的晋商群体，也依旧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遇’‘风口’。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封建王朝末年出现某某某登高一呼，天下为之大乱的状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血统论和世袭制，刘弘还没有改变的打算——毕竟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还是只能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才能确保政权安稳。

　　但家与国的先后关系，以及重要程度排序，却是刘弘必须要做出改变的点。

　　道理再简单不过：屁股决定脑袋。

　　坐上了皇位，刘弘首先要想的，自然是政权的安稳发展，以及尽量长时间的延续。

　　要想达成这个夙愿，那爱国思想的建设工作，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

　　须得一提的是，作为华夏民族最璀璨、最光辉的历史时期之一，汉室享国四百余年，却并没有出现过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亦或是忠君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民对君王、对国家的忠诚，几乎都是以战争带来的国家仇恨作为根基的。

　　就拿战国末期的两大世敌：秦-赵来说，两国百姓之所以能紧跟国家号召，在必要时责无旁贷的踏上战场，绝大部分的原因，都只是因为战场对面，是杀死自己祖父、父亲、兄长的仇敌！

　　而秦锐士之所以能享有‘虎狼之师’的威名，也只是因为秦的一纸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将秦卒的对胜利、对敌卒首级的渴望提高到了极致。

　　说白了，秦-赵两国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涨的战斗意志，主要就是血海‘私仇’；秦这边，又多了个‘杀敌进爵’的私欲而已。

　　对于国家外部状况、战略局势，绝大多数百姓都不关心。

　　在国家税赋提高，甚至仅仅是比其他国家高的时候，还很有可能出现战国末期，关东各国百姓举家前往秦国的‘叛国’之举。

　　就连各国官僚、公卿贵族，在面对磨刀霍霍，势必要统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时，也多有‘良禽择木而栖’的想法。

　　而如今汉室，距离战国时期才过去数十年，战国遗风在汉室依旧浓厚。

　　拿如今，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来说，绝大多数汉人对汉室的忠诚，都并非是单纯对刘汉政权效忠，而是多半出于华夷之防。

　　甚至于在汉室初，韩王信、燕王卢绾等人叛逃匈奴，乃至于后续叛逃的文人官吏，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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