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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