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即便是一时权倾朝野，只手遮天，可毕竟只是天子近臣，其地位与权势并非出自其职位，而是来自天子的恩宠。外朝的诸如丞相、或者太尉，若是要罢免，总要有三辞三让的虚头，这是重臣的体面，亦是作给天下士人看的。而近臣的升任或罢免，则是大致出乎天子的喜好了，谁也不会为了一个宦官违拗天子的意思。

　　若有人非得说是十常侍蒙蔽圣听，导致天下失序，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带脑子，大扯其淡；另一种是与宦官有仇，欲致其余死地而后快。

　　天下大旱，几百万贫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嗷嗷待哺。这是多大的事情？陈胜吴广之事殷鉴犹在,这件事大到足以动摇大汉的根基!岂是几个宦官能担待得起的？又岂是这十常侍敢担当的事？十常侍失心疯了？非要上赶着掺和这种事情？而天下的官员谁又会天真地认为这么大的事儿，是几个提不上台面的宦官的人头能平息得了的？

　　十常侍这是给天子背锅呢！因此，除了天子，谁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所谓十常侍蒙蔽圣聪的话，只有官场之外，对朝政捕风捉影，对高层政治雾里看花的士人或吏员相信，但凡有点政治敏感性的官员，心里都清楚得很呢。

　　因此，对于现在天下大旱的事情，绝对是当今天子提都不能提的逆鳞。因为这事儿与莫测的“天道”相关，甚至关系到天子执政的合法性。

　　说到这里，便不得不提一下“天人感应”的学说了。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先秦古籍之中。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

　　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并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墨子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创造了“天罚”的理念。

　　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创出“五德始终”的学说，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揉和了孔子、墨子、以及阴阳家邹衍的理论，最终创出了较为完备的“天人感应”学说。

　　他认为，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大一统时期的天子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董仲舒可谓是用心良苦，为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做背书，获得了天子的支持，却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天子的失德之处会通过上天的灾异体现出来，为制约皇权留下了一扇窗户。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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