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与宇宙、制药和化学等高新技术产业。斯坦福大学经营管理的园区内所有企业都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大学与园区经常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大学的研究项目完成需要借助园区的研究设备完成。每年都会有500名以上毕业生直接在园区参加工作并受益。

　　为世界树立典范的硅谷园区就是依托斯坦福园区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具有相似影响力的园区有很多，“田纳西技术走廊”、“亚特兰大高新科技园”、“奧斯汀高技术中心”，分别依托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

　　发展科技就会涉及到一个研发的问题，后世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公司的研发实力都不强，只有少数企业是例外，其实一切都没那么复杂。除了发展时间和科技基础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心底相不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国人搞研究能行吗？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人到底行不行”的问题。

　　20世纪末期，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曾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

　　在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掌舵下，联想的确越做越大。这种“做大”为联想和柳传志本人赢来了无数赞誉，直到2018年的贸易战中，人们才骤然发现：“做大”关键时刻根本不顶用，“做强”才能掌握产业命脉和国家根本。

　　联想为何没能做强，其根本在于踏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大致上可以踏上三类红利：国内市场需求红利，中低端劳动力红利，工程师和人才红利。

　　联想和以及华为公司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跟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没有太大关系，但它们的崛起都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红利。

　　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华为凭借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将工程师和人才红利充分利用，而联想却因为坚持“贸工技”的道路，没能利用中国的廉价工程师资源，为自己建立起技术的护城河。其实“贸工技”也没错，但错就错在“贸工技”路线走到一半就不走了，你怎么能这样呢，发展起来后就把技术给丢掉了。

　　而我要做的就是以后牢牢抓住中国的工程师和人才红利，40年如一日，韬光养晦，艰苦奋斗，积累出让世界为之震惊的科技霸权。

　　在房价飞涨的2018年，为了能够继续享受到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就将研发中心从一线城市疏散到二线城市，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这样才能让员工摆脱房价的重压和焦虑，安心地为华为奉献青春。

　　石莫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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